知识多不等于质量好

　　经常听人们讲，中国基础教育质量好，高等教育质量差，而高等教育中本科教育质量好，研究生教育质量差。也就是说，教育体系链条中，是越往上端就越不好。这几乎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式。确实也有一些事实作为佐证，比如中国中小学的基础知识从小就比外国人打得好，很多高中阶段的课程已经相当于美国大学一二年级的水平，而美国的大学生往往在本科初级阶段需要补习一些中学课程。还有那个人们熟悉的国际学生学习成就评价（PISA），连续两次由若干个国家参加的PISA比赛，中国上海都力拔头筹，令外国人羡慕不已。

　　说我国基础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本科阶段基础扎实，应该没有疑问。我们的学校课程多、教师教得多、学生学得多，知识基础扎实，再加上我们实行严格划一的高考制度，这就造成了我们学生的知识量的确比其他国家要多。但课程多、知识量大恐怕不能与质量高划等号，换言之，知识多不注定质量就好。

　　长期以来，我们在基础教育教学中，包括高等教育教学中，总是争课程门类、争时数（包括学分数），强调知识基础性、广博性、系统性、连续性、完整性和逻辑性，教学评价中，无论是学生评教、同行评议、外部评估，都首先将教学传授的知识信息量大小、教师主讲时间长短、讲授是否清晰明了、课堂秩序好坏等作为好教学的标准，似乎教师讲得时间越长越好、知识量越多越好、越连贯系统和越细致入微越好。比如说，评价一个教师教学认真不认真，效果好不好，主要看他是否讲满了一堂课，是否讲完了规定的内容，如果教师只讲一半课时，另一半留给学生读，就是不负责，甚至算作教学事故。这种教学观已根深蒂固。

　　且不去说中学教学中没完没了的讲授、没完没了的练习、没完没了的考试，就是在大学，教师也多半是讲解教材和考教材，统治大学教学的依然是教材中心、课堂中心和教师讲授中心，学校唯恐学生学得少、学得散、学得差，把教学内容掰开了、捣碎了、嚼烂了喂给学生，学生学习的目的就是记忆，届时考试时能够复述出来。大学教学评估实践中，笔者发现，高校的试卷，85%以上都是简单的填空、选择、判断和名词解释，综合能力训练少之又少。课堂教学中，主要是教师满堂灌，偶尔互动，也只是简单知识一问一答。所以，如果把这样的教育说成基础扎实宽厚，是如何也讲不通的。所谓基础扎实，只是记住一大堆考试有用的死知识而已，它与质量高没有直接联系，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基础教育质量好而高等教育质量差？按照常识，基础教育阶段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高等教育质量应该差不到哪里去，甚至有利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才对。因此，长期以来所谓的基础教育质量好而高等教育质量差的观点和看法，根本站不住脚。

　　需要建立质量效益观

　　事实上，仅仅注重知识传授和记忆的教育教学，只谈得上效率，却谈不上质量效益。什么是质量效益？质量效益实际就是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知识只是基础和手段，没有基础和手段当然不行，但只讲基础和手段，而不讲最终目的，我们的教育就不能完成教学任务，最大限度地说只完成了任务的三分之一。最近人们都津津乐道于上海中小学与欧美国家同台PK的PISA结论，说很多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学者都来取经，但据研究者分析，PISA只是反映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复述和简单理解与应用的能力，属于低层次和初级阶段的发展水平，而高阶段和层次的能力，比如开放情境下，只给出若干不相关的条件，让参赛者自由运用知识和已有经验独立完成目标和任务，中国学生的缺点就会立即暴露出来，因为中国学生缺少独立分析、判断、推理、综合能力，尤其缺乏想象力和创新力，在这方面的分数大大低于那些知识基础看似很弱的欧美国家学校的学生。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不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基础教育质量低在高校的延续，一味指责高校教育教学质量，是徒劳无义的，甚至是本末倒置的。当然，受长期以来数代人形成的基础教育模式，我们的高等学校也是在年复一年地复制着这种模式，基础教育质量拖了高等教育质量后腿，本科教育拖了研究生教育的后腿。所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不只是高校的事，更是基础教育的事。如果不在基础教育上做伤筋动骨式的改变，指望高等学校大批培养创新人才，那是不现实的。

　　教学质量效益的标准，不是知识数量，不是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根本之处取决于知识的灵活运用，取决于批判、综合、推理、怀疑、创新等高层次能力的养成。有一种说法，中学阶段的教学是传授给学生现成的、确定结论的知识，高等学校则传授那些结论不确切的知识；还有人说，本科阶段是学习前人现成的知识和经验，研究生阶段则重在独立发现和创造知识。这种说法是相当错误的，不知影响和坑害了多少代中国人。美国著名教育家布鲁纳早就提出过发现教学法，他认为，发现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家发现人类未知领域的知识，也包括中小学学生用自己的头脑发现对他自己是未知的知识。这里的关键是用自己的头脑发现未知，不是教师和书本代替学生的未知，更不是教师反复讲解和传授学生的未知。美国心理学家霍尔说“一两的遗传胜过一吨的教育”，他夸大了遗传的作用，不过，我们可以借用他的话说，“一两的能力培养胜过一斤的知识传授”，应该旗帜鲜明地确立能力本位的质量效益观。

　　这也就要求我们，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都应该抛弃知识本位、以知识量、系统性和连贯性确定质量标准的观念，把质量标准转移到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高层次能力上来，激发孩子的主动性、创造性、独立性和好奇心。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